盖棺定论——知青老爸的夙愿
盖棺定论
——知青老爸的夙愿
一 临终嘱托
阳光懒洋洋地透过窗帘洒在病床上。老父亲患小脑萎缩症，平躺着，凝视着天花板。板顶在阳光折射下色彩深深浅浅，幻化成无数鬼脸，在云里雾里窥探着人间。
“爸，您有事吗？”我见老父亲若有所思的状态，轻轻地问。
父亲侧过头，一字一顿，“超儿，我走后，把我送回老家的老宅子。我要进何家义地。”
“唉，您放心。我一定把您送回老家去。”
父亲眯了一下眼，相信儿子能说道做到。他伸出手臂，无力地放在胸前，掐着手指，喃喃自语，“四五六上九头，黄花柏，榫对口。”
我听不懂，“爸，您讲的什么呀？”
“寿材底板四寸，前后挡板五寸，两侧板六寸，顶盖九寸。黄花柏油性大。榫卯咬合要对口。”噢，父亲在交代后事，讲的是寿材规格尺寸，材料及制作要求。
我恍然大悟，连忙应承，“爸，您尽管放心，我百分百照办，马上办。”
我猛然想起，早些年父亲不止一次讲故事似的说起村里老人走时的不同场面，有个叫马连保的最风光。马连保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活着时骑着高头大马回乡，光宗耀祖，威风凛凛。走时用的民间最高档次的寿材，就是这个规格。那是多大多气派的寿材呀，如同八抬大轿一般得八人抬。我明白了老父亲的心思，他活着时有经营头脑，有管理能力，懂业务，可时运不济，备受挫折与磨难，始终憋屈、郁闷，临终了，到阎王爷那报到得神气一把，否则没机会了。这是老父亲一生的心愿，近乎奢侈的心愿，或许是他的最高理想，我必须满足他。
我赶忙给在家乡工作的二妹夫打去电话，严格遵照父亲的嘱托置办寿材，全部费用由我承担。一周后我回禀父亲，事已办妥，尽管放心。老父亲默默不语，我犯楞，还有什么不满意吗？隔半晌父亲吐出一行字，“还有你妈呢，你奶奶呢。”哎呦，老父亲真操心，母亲自然在他心里，还惦记着继祖母。父亲自幼丧母，爷爷又娶了二房，只比母亲大八岁。继祖母未生育，爷爷去世后一直跟侄女一起生活。但再怎么说，继祖母未再婚也是老何家的人呀，过世后要与爷爷合葬。父亲惦记此事，是在为爷爷尽孝。如今父亲快不行了，有心无力地吐出心声，意在儿子承办。对于继祖母来说，是孙子来办。我知道，身为长子，责无旁贷，马上接过话茬，“我来办。”父亲病重，母亲健在，继祖母健在，我秉承父意，连续置办了三幅寿材。父亲满意了。
父亲恋家，留恋家乡的黄土地。叶要落了，叶落归根，要归入那片黄土地。
二 苦难学徒
民国十五年，父亲生在河北省故城县青罕村。村如其名，青色罕见，村子围在连片的盐碱地中央，三里五里白花花的盐碱啃噬着大地。何家老祖宗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一路逃难，终于在这鸟不拉屎没人管的地方停了下来，开荒种地，苟且安生。赶上风调雨顺亩产三、四百斤，差年景二百来斤，灾年几乎绝收。祖爷爷自幼习武，成人后凭借一身武艺混江湖，遁入镖局专走平（北平）沪(上海）线。一路打打杀杀，混上个镖头，发达了，在家买宅置地，分给爷爷四十亩地一处小宅院。爷爷有了钱，供父亲读私塾，好歹读至高小（小学高年级），识文断字了，在村里算的上一个文化人。
民国二十八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打入中国，爷爷的生活也开始中落，入不敷出年年卖地。那年父亲才13岁，辍学随乡亲进京谋生。乡下人进城睁眼瞎，同村人投奔位于南城南横街的桂馨斋酱园子，父亲也就随着进了酱园子当学徒。
那年头当学徒苦呀，学徒期三年零一节，包吃包住分文不予，干的活纯粹卖苦力，整日挑着担子满城转，给老主户送酱油。民国29年冬，天气奇寒，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傍晚时掌柜的吩咐，明天去给北城鼓楼大街的一家酒楼送酱油。这一南一北穿城过，足足二十余里，东家黑呀，硬指派小徒弟挑担子送货。次日天刚放亮，天上还挂着一颗耀眼的星星，四周死一般的寂静。父亲赶忙起床，忙不迭地跑到厨房吃了两个窝头一碗棒渣粥，又揣上两个窝头就挑起担子上路了。出了教子胡同，沿宣外大街一路往北走。昨一夜大风，马路煞白煞白的，像秃子的脑袋磕磕瘆瘆又白森森的。路牙子拐角处残留的几片黄叶在风中滴溜溜打转。路两侧门关户闭，一个人影也没有，也听不到一声狗吠。父亲挑着担，顶着嗖嗖的小北风，踯躅前行，他像一片树叶，在冰冷的世界里飘零。
刚过南池子汗水就已湿透了破棉袄，父亲走不动了，可刚一停下，小北风顺着脖梗子往里灌，冷得打寒战。不行，叫着牙还得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快晌午了终于到了送货的酒楼。东家还不错，递过一大碗白开水，一仰脖，咕咚咕咚灌下，舒服了许多。掏出怀里两个冰凉的窝头，低头往下咽，这才发现两只鞋张开了嘴，棉裤磨破了裆，棉花暴露在外面，像只夹尾巴的狗在晃。父亲哭了，眼泪大滴大滴撒落在胸前，撒落在裆外的棉絮上。他想家了，想娘了，没娘的孩子好凄凉。他想到了家住琉璃厂的族亲桂姐，于是拖着疲惫沉重的步伐到了桂姐家。“哎呀，我的兄弟，遭这么大的罪呀！”桂姐把父亲拉进屋，脱下棉裤补了又补，临走又换上一双鞋。从此父亲在京城有了亲人，逢年过节有了去处。族姐的恩情父亲铭记终生，加倍地报答直至瞑目。
苦挣苦熬，三年零一节总算熬出了头，开始当伙计。开春煮豆、制穔、刷毛、腌渍；夏日倒酱、翻缸、酿酱；秋天装袋、上轧、收汁、出油。父亲用心卖力，谙熟掌握了全套酿造技术。伙计成年累月的艰辛劳作，生活依然困苦，一年下来，攒的钱买不起一件新衣服，更别提养家糊口。东家太黑了，黑天白日的干，汗水都变成东家钞票和现大洋。父亲不愿意继续当牛做马，他有些文化有思想，下决心单起炉灶自己干。
三 倾心经营
民国三十四年开春，那年父亲21岁。他从亲戚那里借来十几块大洋，选了个吉利日子，在牛街南口外甲二号的大杂院里立起新字号京城进记酱油坊，自己的买卖开张了。
甲二号院类似大工场，南北两院。南院小，两排民房；北院大，约摸二、三亩地。大空场上整整齐齐南北向摆着十几排大酱缸，分属不同户家。父亲在北院租了两间花脸平房，房前就是自家的大酱缸。院西南角砌有一大灶，架着一口好大的锅是用来煮豆子的。每年开春，各家各户互相帮助轮流煮豆。大灶膛里塞进大根大块的木头，炉火熊熊，热气腾腾。由其在夜晚，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丝丝作响，大锅上呼呼冒气，我总感觉像是《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偶尔有火苗窜出灶外，带着火星烟灰袅袅升腾，如梦如幻。
煮熟煮烂的豆子砸入长方形木制范模制成六寸长四寸宽的豆块，俗称穔子，闷在小屋里一排排架子上发酵。十天左右，豆块上长出厚厚的白毛，再一块块刷干净，倒入大缸，倒入一定比例的水和海盐，就等着穔子分解发酵了。这个过程来不得半点马糊，轧穔费力；刷穔呛人，白毛无孔不入，戴着口罩鼻孔里都是毛。但你不把它刷干净，它就会在黄酱质量上漏马脚，在酱油味道上找后账。父亲勤劳，做事严谨，整个制作过程一板一眼，绝无半点偷工减料。大豆是制作酱油的最基础原料，必须个个圆鼓鼓黄铮铮，哪怕有一粒瘪的，也必须剔除。穔子入缸后，要经过一夏一秋整整六个月自然发酵过程，这缸黄酱才能酿成。期间要捣缸，保证穔子发酵均匀。
七、 八月份，太阳毒毒的，火辣辣的，站在外面火烤一般。那时我还很小，看见父亲赤着膊，背上搭条毛巾，戴顶草帽，岔开腿站在缸沿上，手持长长的木耙奋力捣酱，缸底的捣上来，浮面的捣下去，每缸至少捣三十下。十几缸，一上午捣完。下午再来一遍。太阳越大越热越要勤捣，酿出的酱才越香。这个活太累人了，现在的人谁还干？所以现在的人再也吃不到醇正的黄酱和酱油了。
中午，我常趁父亲午休时跑到一排排的酱缸边捡拾粘在黄酱上的麻雀。麻雀见缸里有黄豆，张嘴去啄，一不小心掉到酱面上，越扑腾越黏住，束翅就擒了。运气好时，我能捡十来只，拿回家蜕毛后烤着吃，可美味了！
酷暑晒人出好酱。在高温下穔子很快分解，经过发酵过的穔子在阳光下再次发酵，但不会再长毛了。约摸一个半月后，缸里的穔子开始变色，越变越深，呈黑黄色了。这时更要勤捣，捣的次数越多酱味越浓，颜色越重。在阳光照射下，缸面上浸出黑亮黑亮的一层油，噗噗地冒泡，像煮熟的八宝粥一样诱人，我忍不住伸出手指蘸一点尝尝，香味扑鼻却又好咸好咸，没法吃。
到十月下旬，缸里的黄酱做成了，黄褐色，粘稠状，酱香浓郁。这就是正宗黄酱。老北京吃炸酱面就应该用的这种酱。现在用的黄酱早就变了味了，哪还有正宗黄酱？我父亲生产酱油，还要再增加一个工序，轧酱油。把酿好的黄酱装进一个个小麻布袋，扎上口，放进一个木制的椭圆形大轧瓮里，上面放上木板，木板上再放上大石头。在重力作用下，小麻布袋里的黄酱一点一滴地渗出酱油，集聚到瓮底，顺着一个小口汨汨流出。这就是真正的酱油了。酱油酱油，酱中之油，黄酱中之精华。现在还有这样的酱油了吗？早就没有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诚实严谨勤劳是有回报的。父亲做的酱油味鲜、色浓、口正、醇厚，凡是尝过一次的，注定成了老主户。两年后开始发达了，由赤手空拳借来的十几块大洋，发展到十几口大缸的资产，生意蒸蒸日上。
四 夫唱妇随
昔日的学徒伙计，如今当起小老板，生意越做越红火，媒人纷纷上门提亲。父亲相中了郑口镇前香坊村豆腐老任家的大闺女，也就是我的母亲任淑芳。母亲年轻时长得俊秀水灵，头发黑亮，一对丹凤眼炯炯有神，永远都是亮晶晶的，直到瞑目前一瞬间都是亮亮的。她慈祥善良中带着睿智，看着你就像磁石一般有着一股特别的亲和力。母亲年少时丧母，再大些父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硬是把五个弟妹拉扯大。孝敬长辈，照看弟妹，等弟妹们长大了，她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年25岁。父亲考虑到创业的艰难，需要的是贤内助，尽管比他大三岁，还是应允了这门婚事。父亲自娶了母亲，相亲相爱，相辅相成，相依相伴，终其一生。日后证明，这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最正确的抉择。
婚后，母亲先是在老家侍奉公婆，两年后父亲将她接来北京，那是1947年。春节刚过，父亲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跑到琉璃厂买来一幅高五尺宽三尺的古画，挂在两间北房的正房山墙上。画面是一座大山，巍峨峻峭，丛林蔽日。一老翁拄拐杖，沿山间小路缓缓前行，跨小桥，奔茅屋；几个老翁已坐等多时了。是品茶，是听琴，总有一番禅趣令人着迷。又请人写了一副很宽大的对联，上联“趁心生意须有活水”，下联“殚力经营锦上添花”。字体浑厚圆润，藏锋不露，落款简约。我一直没看明白书家雅号。对联分挂古画两侧，庄重典雅。那时我小，不懂对联写的什么意思，时常举着小手在手心里描摹。这装饰在甲二号大杂院里有点鹤立鸡群了，颇有点儒商味道，透着父亲有点文化。
妈妈是贤妻，是父亲的贤内助，又是生意上的好帮手。制作酱油从下料到出油，二十几道环节，历时七个月，十分艰辛。除去站缸捣酱、送货外卖的重体力活和外场活之外，母亲几乎全程协助父亲做好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初冬是轧制酱油的好季节，酿造了大半年的黄酱躺在酱缸里，深褐色油亮油亮的泛着亮光，满院子弥漫着浓浓的酱香。期盼的成果唾手可得了，父亲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喜悦。
那时初冬已经很冷了，摸到凉水会感觉很轧手。我亲眼看见母亲协助父亲，把父亲从大缸里倒出的黄酱一袋一袋装进麻布口袋，扎上口，再摆进大轧瓮里。两只手在冰冷的酱汁里浸得通红，像小红萝卜似的。可母亲咬牙坚持，绝不雇人代替。生意还在创业阶段，能省则省，为着明天。
父母亲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终于迎来绝佳的劳动成果。闪着黑亮光泽，汁液似蜜，酱香浓郁的酱油一滴滴、一滴滴地顺着轧瓮底口流进窄口大坛子，好香好香呀！父亲舀出一小勺，品上一小口，啧啧品味着，心里乐开了花。特级酱油出瓮了！在甲二号大院里拔得头筹。邻里同僚纷纷前来祝贺，父亲嘴上谦逊，实实在在喜上心头。母亲更是抿着嘴笑，笑不露齿，却比吃了蜜还甜。幸福的生活在酱油里，美好的憧憬在酱油里。小夫妻俩的日子像精酿的特级酱油，有滋有味，越过越红火。
是年腊月我姐姐诞生了，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丫头，父母甚是欢喜。隔一年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个大胖小子。女大三抱金砖，母亲生了个小少爷，亲戚朋友同僚皆来庆贺，皆大欢喜。我百日那天，父亲大办酒席，着实风光了一把。生意、生活，一切都那么美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记得我小时候，家中生活特好，父亲经常带我下饭馆。我最爱吃米粉肉，每次都给我点。印象最深的是我刚五、六岁时就穿小皮鞋了，在小朋友中煞是显眼，很神气。
穿着小皮鞋的照片
到1956年京城进记酱油坊总资产已发展到三十几口大缸的规模，父亲忙不过来时需请短工协助；缸中黄酱及酱油价值可观；制酱、出油、储存、售卖已形成完整的生产经营链条，忙得不可开交。父亲盘算着企业该如何升级发展了。
五 家道中落
父亲的生意正处在上升阶段，产品质量、商业信誉、供销渠道样样叫好，资金充裕，扩大生产规模的客观条件已然具备。父亲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万事俱备，只欠看黄历择吉日再添大酱缸了。他梦想把企业做大，当大老板，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回村时穿长袍戴礼帽，到祖宗坟上烧三炷香，香火不断，代代荣光。
忽然，政府派干部召集生意人开会，宣布取消私人经营，消灭剥削阶级。政府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搞公私合营。舆论造的很大，满大街标语，“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好”，“公私合营换新貌，驱除旧习做新人”等等。隔不了几天就有秧歌队上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义利面粉厂合营了！”“同仁堂合营了！”“全聚德合营了！”呼声喊得震天响。连上海荣毅仁老板都带头公私合营了！父亲这么个区区小买卖人算什么，于是随波逐流并进了六必居酱菜厂，当了个小股东。
刚刚公私合营，父亲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解不透，公司合营吗，公私应该平等。他在私营企业主中有些威信，被推选为宣武区工商联代表。工商联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团结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方。父亲当这个代表觉得多了不起似的，可当回事了，每次开会积极发言，有什么说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心想要跟共产党干得一心一意，不能耍心眼。公私合营第二年，1957年，社会上大鸣大放给政府提意见，工商联也让给领导提意见。父亲想都没想，傻傻地提了一条，“工作中厂方代表要多听资方代表的意见，资方代表都是行家，有经验。光讲进度，不重视质量不行。”他还举例，腌小酱萝卜必须先洗干净再酱，不能图快，即便看着干净也必须用清水洗过再酱。要凭良心酱菜。绝不能糊弄客户。他这是针对个别领导只图工作进度忽视质量提的，没别的意思。可这一口一个“资方代表”、“厂方代表”刺激了工人代表的神经。父亲忘了资方代表是社会主义改造对象，跟当家作主的厂方代表是不能平起平坐的。而父亲呢，也以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呢。做梦都没想到，就这条意见，在文革时成为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证。这是后话，后边再讲。
公私合营后，自己的买卖没了，父亲成为六必居酱菜厂的一名职工，月薪55元。前两年日子还过得去，人口少。后来每两年添一个妹妹，最后又添个小弟弟，七姊妹九口人，日子难以为继。我小少爷的生活一落千丈，变成小可怜。连上学都发生了困难。每到开学日，父母愁煞人。那合计几十元的学费书本费，就跟要了命似的，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借钱交费。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母亲很早就在酱菜厂打零工，补贴家用。待姐姐和我大一些，带着我俩一块干。酱菜厂因原料加工有很强的季节性，总需要雇临时工，职工家属纷纷上阵。春天刷穔子，鼻孔、耳朵眼里都是毛，奇痒难忍。姐姐虽戴头巾，头发上仍沾满白毛，像个白毛女。夏天剥莴笋叶，削莴笋皮，削苤蓝皮，掰茄子把。母亲教我们把嫩苤蓝皮留下，拿回家剁碎与玉米面掺和蒸窝头。茄子把留下，去掉中间的硬梗，炒菜吃。秋天冬天切咸菜，切萝卜花，砸苤蓝花，做酱八宝菜。厂里没活时，就到街道加工厂揽外活，缝劳保手套，拆旧鞋破鞋，糊纸盒，有什么活干什么活。母亲一年四季埋头苦干，我和姐姐课余跟着干；放假时若有活，全天干。这样紧忙活，勉强支撑着这个家。日子太难熬了！
平时家里一分闲钱都挤不出来，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来形容当时生活的窘迫一点都不过分。学校组织春游，我和姐姐每次都是带张糖饼，一瓶白开水。看见有的同学带面包香肠，馋得咽口水，想不出是啥滋味。从小学四年级至初中毕业，印象中我没买过一根冰棍，没喝过一瓶汽水。我爱看书，尤其爱看课外书，没钱买。下课后我满大街的去捡废品，建筑工地上的废钢筋，烂铁块是我的最爱。攒了一个多月的废品居然卖了两块五毛，高兴死了！兴冲冲地跑到菜市口新华书店买下梦寐以求的《西游记》上下集，花去两块两毛四分；剩下三毛多钱，买了三本小人书。那是我今生独立作出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非同凡响，铭记终生。六十年过去了，书页已经发黄发脆，仍像宝贝一样摆在我的书柜里。
我家实在太穷了，每到月底几乎揭不开锅。几个孩子大了都要上学，负担实在太重，勉强供到初中毕业。如果不是工厂不收童工，恐怕我们连初中都不得上。姐姐是老大，初中毕业16岁，为给家庭减轻负担只能参加工作去当学徒。姐姐学习特别好，是宣武区重点学校六十六中的高才生，连续三年成绩优秀，获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银质奖章。毕业时学校保送上高中，班主任登门拜访做父母工作。可家里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最终姐姐没能读高中，分配到新华社印厂当学徒了。就这个学徒，父亲可神气了一把，逢人便讲“俺闺女进新华社了，解放前做梦咱也不敢想呀！”
转过年1965年，我也初中毕业了，等待我的命运应该与姐姐一样就业进工厂当学徒。可我真不愿意中断学业呀！忽然喜从天降，北京市成立了一批半工半读技工学校，每月发给13元生活费，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于是我祈求父亲，“让我继续读书吧，我绝不要家里一分钱。”父亲看着我渴望学习的模样，关键是能养活自己，就同意了。我考入了北京市半工半读塑料工业学校，如愿以偿可以继续读书了。
六 坠入深渊
姐姐就业当学徒每月工资16元，悉数交给母亲。我上学有13元生活费，不再用家里的钱。家里的负担减轻了不少。父母亲盘算，再熬三、四年，再毕业两个孩子，家里的日子就会渐渐好起来。饼干会有的，水果糖会有的，孩子们渴望的好日子会来到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此话一点不假。正当父母期盼孩子们长大成人，摆脱困境之时，一场暴风骤雨铺天盖地不期而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认为是文化方面的事，书籍呀，报刊呀，戏曲呀，电影呀等等，再加上文化人了不得了。运动刚起时也确实在批判《海瑞罢官》，《林家铺子》等影视作品，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没多少天，风向变了，冒出一股子“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打砸抢。
六必居酱菜厂的工人也带上红袖章，叫什么“造反派”，趁机作乱，冲进我家，登上条案三下两下就把我家正房墙上的古画和对联撕下，撕烂，扔在地上。又左一脚右一脚踢翻条案上的两只圆柱形大瓷瓶，骨碌碌滚到地上，“嘭嘭”两声四分五裂了。他们还神气十足地大声吼，“砸烂封资修，坚决不留情！”父亲和我气也不敢吭，眼看着他们毁了我家的文物。那古画是真品还是赝品，那瓷瓶是哪个朝代的，我无从可知。只是听父亲说，买时特意请在琉璃厂开刻字社的姑父帮助在萃文阁买的，是明清时代作品。老板之间彼此都熟悉，不会卖假。都毁了，毁在一帮孽障手里。我再也看不见画中的老翁了，再也不能临摹那圆润的字体了。我愤懑极了！
又过了个把月，运动升级了。原来嫉恨我父亲的某工人杨××当了造反派头头，我父亲预感不妙。事情的起因是，我父亲人脉关系多，厂领导曾分配他搞采购，他采购的酱菜原料物美价廉。杨××看着眼红，也要求搞采购。他曾是军人，党员，复原到六必居酱菜厂。厂领导考虑，俩人搞采购也好，有个比较，择优定单。结果杨××采购的质次价高，屡试不爽，领导不满意，把他又调回工人岗位。他从此妒忌领导，嫉恨我父亲。他当了造反派头头，首先夺权，夺了厂领导的权，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号施令，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紧跟着抓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第一个抓出我父亲，罪名是代表资产阶级猖狂向党进攻。证据就是我父亲1957年夏在工商联的发言。父亲不服，批斗就愈加厉害，挂大黑牌子上书“牛鬼蛇神”，双臂后翘“坐飞机”，受罪大了。
这个杨××坏透了！突然带着造反派闯进我家，抄家了，箱箱柜柜翻了个底朝天，压箱底的150块现大洋悉数被抄。这下毁了，又给父亲增加一条罪状，“隐瞒资产，减少合营入股，对政府不老实；怀念旧社会，妄想复辟。”父亲申辩，“公私合营，政府讲的是合并生产资料，现大洋属于生活资料，我没隐瞒资产。”父亲嘴硬，杨××上来就是两嘴巴，打得父亲眼冒金星。“打到资本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斗争现场口号声响起，上来一个造反派又给父亲挂上一块“反动资本家”的大黑牌子。两块大黑牌子挂在脖子上，父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没有人权，没有法制，造反派胡作非为，公报私怨，颠倒黑白，昏天黑地呀！又没处说理去！诬蔑陷害，人身侮辱，父亲忍受着非人的折磨，精神近乎崩溃了。
然而苦难还没有尽头。工人阶级造反派又提出新的口号“打倒剥削阶级！打倒反动资本家！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怎么个永世不得翻身法呢，赶回农村去。在造反派眼里，城市是天堂，农村是地狱，让反动资本家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1966年8月22日，杨××通知父亲，“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带着全家回农村去劳动改造。”只给一天时间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家都被抄了，除去衣物被褥还有什么呢，赤贫如洗。六必居造反派同时通知了姐姐的工作单位新华社印厂和我在读的塑料工业学校。新华社不同意六必居的做法，认为家长与子女应区别对待。姐姐在单位年年先进，硬把姐姐留在印厂，户口转为集体户。而塑校工宣队与六必居造反派一个鼻孔出气，把原本住校的我扫地出门，随父滚回老家去。临走之前还组织全班同学对我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一通批判，美名其曰帮助我提高认识，与家庭划清界限。这是我以剥削阶级子女身份第一次下乡。我恨死造反派和工宣队了！
第二天8月23日一大早，杨××带着另一个工人亲自押送，将父亲母亲和我及四个妹妹一个弟弟老少八口，乘火车遣送回原籍农村，河北省故城县青罕村。我那年17岁，弟弟最小只有5岁。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凄凄惨惨如逃荒之难民，父亲就这样带着逃难般的妻子和六个儿女返回阔别三十年的故乡。踏进村子的一刹那，父亲眼前一黑，扑通摔倒，他真的要崩溃了。狠心的杨××拉起父亲，连拖带拽地弄到村东头的公社派出所，把我们全家的户口统统改为农村户口后扬长而去。望着这个混蛋远去的背影，我的牙齿咬得咯咯响。
当父亲带着一家老小进入生产队的胡同时，队里的乡亲们纷纷出门看究竟，“这是怎么了，丑儿（父亲乳名）怎么回乡了。”父亲憋得满脸通红，无言面对乡亲父老，领着我们栖栖遑遑进入自家院子。还好，还有爷爷留下的三间土屋，否则真不知道栖身何处。
爷爷死后，继祖母常年住在侄女家，她自己未生育，帮助带侄女的小孩，操持家务，基本不回老屋。由于没人打理，老屋破败不堪，屋顶的野草当风抖着，窗纸七分八裂，屋内四周墙壁及屋顶上挂满蜘蛛网。东西厢房土炕上铺着破席子，席子上一层厚厚的尘土。“到家了。”父亲此言一出，弟妹们“哇”地一声哭出声来，这就是我们的家呀！母亲也忍不住搂过小弟弟小妹妹抽泣。父亲受冤枉，母亲没有哭；父亲挨批挨斗，母亲没有哭；父亲要被遣送回原籍，母亲也没有哭。母亲原本可以不回去，她在街道集体工厂上班，可以不回，但她说，“你（父亲）回我跟你回，没我你活不下去。”母亲了解父亲，他不事家务，心眼又窄，活不下去。于是毅然辞职随丈夫回原籍。母亲是文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母亲认为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值得从一而终。母亲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杰出代表，是伟大的女性。如今看着孩子们跟着吃苦受罪，她流泪了。父亲蹙着眉，痛苦得脸都变了形。
一家人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身无分文，眼下怎么活？生产队送来一口袋红高粱面，说是先赊给我们，解燃眉之急。前院开印大娘又送过来一碗咸菜疙瘩，母亲千恩万谢。晚饭高粱面窝头就咸菜。
那红高粱面又苦又涩又硬，根本咽不下去。这是全家人回农村后的第一餐饭，弟妹们合着泪水往下咽，他们不敢再言语，知道父亲心里难受，别再添烦。后来乡亲告诉我，红高粱是上级强迫种的，高产，但难吃难咽，连牲口都不吃，粮站也不要，留给社员当口粮。贫下中农说，“人还不如牲口。”这话我家人可不敢说。身为阶下囚，何日敢抬头？
晚饭后，父亲说要出去走走。父亲的情绪极其低落，自被打成反动资本家，挨批挨斗，挨打体罚，他都挺过来了。可遣送回农村，他觉得无路可走了。少小离乡，三十年过去，45岁拉家带口回来，却如丧家之犬，是被抄家扫地出门的。父亲心乱如麻，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他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儿女，无颜面见乡亲父老，在这世上抬不起头来。他出门朝村北大水湾走去。母亲感觉不对头，紧跟着尾随而至。
当父亲投湾自尽的一刹那，母亲赶到了，一把拽住父亲，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孩儿他爹，你死了，这几个孩子怎么办？他们还小呀！”母亲放声大哭。
父亲回过头来搂住母亲，他们结婚二十年了，从未这么亲密过。夫妇抱头痛哭，活下去，再难也要活下去，为了孩子！
七 护犊情深
父亲头上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资本家，原以为乡亲们都会拿白眼看他，远远地躲着他，监督他劳动改造。没想到先是长辈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后来是平辈的兄弟姐妹陆陆续续来到我家，嘘寒问暖，探问原委。父亲如实禀报。无论长辈还是平辈，他们相信父亲的话，无不唏嘘感慨，扼腕叹息。世有不平，博得同情，乡亲们认为父亲落难了。父亲心中获得莫大的安慰。
乡亲们讲乡情，辩人断事看真事，分析事物捋传承。老何家在村里队里有口皆碑，老祖宗是积了德的。上文说到我祖爷爷自幼习武，护佑乡里，在村口跺跺脚，坏人不敢来。爷爷好善乐施，邻里有困难借钱有求必应。但他不善农事，种地不灵，每每入不敷出。祖爷爷留下的四十亩地，年年外卖维持生计。卖到1949年土地改革，没剩几亩了，变成下中农。可爷爷有一绝活，会针灸，祖传绝技，针到病除。不论寒暑，不论昼夜，凡乡亲有求，抬脚就走。且看病不收任何费用，纯粹义诊。1938年村里闹瘟疫，日本鬼子包围了村子，要统统枪毙。爷爷求情，昼夜不停治病救人，挽救了不少生命。父亲小时尊老爱幼，诚实厚道，人见人爱。村里队里老人都知道老何家没坏人，丑儿（父亲乳名）是个好孩子，怎么长大做生意成反动派了呢？村里人不相信。
父亲在队里贫下中农乡亲们的同情、交流、护佑下心情渐渐舒展开，拼命劳作，报答乡恩。父亲是有管理能力的，在帮助队领导出谋划策、组织生产、筹划分配等方面很有思路，在文字报告方面更是胜人一筹。年底，队里顶住压力，通过贫农协会推举父亲担当生产队会计。
乡亲们的信任，队领导的提携，父亲感激万分，百分之一百一地做好工作。他从不利用白天时间记账算账，白天和乡亲共同下地干活，晚上做会计工作，常常算到深夜，第二天超常出工。年终结算时，他通宵达旦，两眼熬得红红的，依然照常出工。队长叫他休息，他说，“乡亲们信任我，我要对得起乡亲们。如今我是当家人，咱是给自己做事，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感觉又重回主人翁地位了，内心无比舒畅。他的账务公开，每月公布一次，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分毫不差，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年终评比，乡亲们纷纷要求给父亲嘉奖工分，父亲坚决不要，婉言谢绝。与众乡亲平起平坐，共同当家做主，父亲感觉腰板挺直了，活得像个人样了。
农村人爱串门，我家很快成为热点。每晚堂屋里聚集好多人，烟雾缭绕，嘈嘈杂杂，好不热闹。尽管折腾得乌烟瘴气，但父母亲特别高兴，被六必居工人造反派孤立、打击、侮辱的氛围飞到九霄云外去了。重新回到人世间，父母亲高兴极了！
我们几个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孩子，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照顾，让我们循序渐进地适应大田劳动，别累过火，别闪着腰。尤其根润队长，国昌大叔，开印大爷，教会我劳动技能，鼓励我向前看。开印大爷是贫协委员，他积极推荐我去村办小学当民办教师。如果回不了城，我相信，在农村我一定也会有所作为的。
从1966年8月遣返回乡到1980年2月父亲平反回京，将近14年光景，父亲与乡亲们结下如血一样的情谊，生生死死不分离。家乡父老是他的保护神。生产队是他遮风避雨的港湾。遣返回乡是难，然而祸兮福所伏，回乡不再受造反派的欺凌与磨难，使父亲找回了久违的做人的尊严。活着，就是忍耐。活着，就是资本。活着，就有明天！
家乡是父亲生身之地，家乡更是父亲重生的源泉。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弥留之际为什么一定要回老家，乡情像天一样蓝，像地一样厚，扎根在他的脑髓里，融化在血液中。
八 愧疚锥心
父亲生在旧社会，封建思想浓厚，封妻荫子多子多福，一以贯之，所以一连生了七个孩子。原本想生意兴隆，生活美满，尽享荣华富贵。没料想公私合营后每况逾下，文化革命中坠入深渊。孩子们没有享福，尽是背羸受压，前途暗淡。父亲愧疚得锥心的痛，早知如此做什么生意！
大闺女何秀智，重点中学的高才生，共青团员，支部书记，因家庭生活困难没上高中耽误了前程。父亲被赶农村后，姐姐从原来的内参部门调入大车间。党员的大门关闭了，进步的道路受堵了。
大儿子何如超（本人），随父到农村当农民。三个月后，北京落实中央阶级政策，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我作为可教育好子女重返塑校。1969年6月又被学校工宣队强迫上山下乡到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落户。这是我以知青身份第二次下乡。当母亲得知儿子去了云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她不知云南有多远，云之南在天边，是古人犯罪流放的地方，儿子一去可复返？每当两年一次探亲，路上走十天，她十天不合眼。儿是娘的心头肉，惦记儿子揪着心，好愁，好愁。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老母亲！
大妹二妹初中未毕业，回乡后即参加了队里劳动。否则父亲一个劳动力，全家根本无法生活。
大妹何秀贞，到农村第二年就嫁到天津郊区的杨村大刘庄。那年她才21岁。原因是，在老家青罕村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结算，刨去口粮款，倒歉生产队几百元，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活不下去。媒人介绍到杨村，男人虽也是农民，并不富裕，但吃得饱，年终分红有钱花，于是就嫁过去了。陪嫁就是两床被子。父亲想起就掉眼泪。
二妹何秀兰，二十好几岁了，窝在农村看不见回城的希望，嫁给了邻村的农民。好在这个妹夫是个复原军人，日子好许多。
三妹何秀森，回乡时上小学四年级，才11岁。她学习特好，年年三好学生，又特别懂事，知道心疼父母。她见家里穷的揭不开锅，还欠队里债，坚决辍学回家务农。可是她实在太小呀，队里照顾，安排到大队副业组缝皮活。别看她人小，心灵手巧，缝皮活从不落别人后面。她还跟母亲学会了纺线织布，漂染浆洗，全家穿自织的粗布衣，多余的粗布拿集市上去卖，省下钱买煤烧。三妹人小功劳大，出力可不小。
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参加劳动了，生活渐渐有了转机，只剩下四妹秀华和小弟弟如伟继续读书。她俩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学习都特别好，出类拔萃，后来都上了大学。
父亲每想起儿女的遭遇，痛心不已，自责内疚，锥心的痛。这种痛直到他平反后，我们有出息了，他才渐渐平息。都为儿女累，谁知父母心？
九 雨过天晴
1980年2月父亲的冤案彻底平反，重返六必居酱菜厂。临离开生产队前两天，父亲在自家院子里大办酒席，宴请全队的老少爷们，衷心感谢乡亲们这十几年的理解、信任、关心、爱护和帮助。席间，德高望重的贫协委员开印大爷起身说，“我早就说丑儿兄弟没事吧，就是没事。白的黑不了，黑的白不了。这不，丑儿兄弟又回北京了。”父亲热泪盈眶，一劲儿鞠躬致谢。父亲是发自内心的，在乡亲们的支持鼓励下他终于盼来了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一天。
造反派杨××早已被撤职查办，下放到生产基地当工人，厂长书记官复原职。厂里重新安排父亲为技术指导，监督全场产品质量。即便退休了，厂里还返聘他继续担任技术顾问，直到70岁。
父亲平反了，作为子女，我们也迎来政治上的春天。姐姐入党了，依次提拔为财务科长、处长、总会计师。我1969年6月回京后考入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分配在西四支行。我也入党了，依次担任支行副科长、科长、副行长、行长、兼任党委书记；后任金融高级管理人员。
作者做工作报告时的照片
在京的妹妹弟弟个个工作出色，都是本单位的部门领导或业务骨干。
留在农村的妹妹，孩子们有出息，都重点大学毕业，工作在北京，工作业绩突出。前几年，依据北京的政策，妹妹的户口迁回北京，颐享天年了。
苦难岁月未使我们姊妹们消极沉沦，政治压力未让我们自暴自弃。我们练就了坚强的翅膀，在风浪中不屈的飞翔。我们有出息了！姐姐当年没能上大学，她于36岁时圆梦考上电视大学，由一名工人一步一步走到总会计师的领导岗位。我是西双版纳的北京知青，呆了整整十年的知青，没有任何背景门路的知青，想都不敢想会成为金融高管。姊妹们同样都不敢想，我们能重回北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
知道我们悲惨家庭背景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无不由衷地赞叹，“老何家真不容易！孩子们真不容易！”
最舒心的是父亲，孩子们有出息了，无愧于祖宗，无愧于家风，他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十 入土为安
1998年9月28日下午，父亲病危，时刻都有咽气的危险。如果在医院咽气，按规定尸体将不能出京，在京火化。我牢记父亲的嘱托，回老家去。十万火急，联系好一辆救护车，跟着一名急救医生，打着点滴，连夜向着老家疾驰。北京到故城县700里，风驰电掣半夜时分进了家门。我长舒了一口气，可算到家了。随行的母亲、姐姐弟弟，连夜敲开村医的家门，对父亲实施救护。
29日中午，北京的亲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乘火车赶到。父亲已经深度昏迷，乡亲们来看望，他全然不知。但他还有一口气，细若游丝。他在等一个人，等嫁到天津杨村的大妹秀贞。手心手背都是肉，咬咬那个都心疼。大妹当年远嫁杨村，实属家贫无奈，父亲一生都觉得对不起她。尽管大妹后来的生活很幸福，全家转为居民户口，三个孩子都有出息，但父亲始终牵挂。
大妹乘夜车风风火火赶来了，30日大清早奔进家门，“爸爸，我来晚了，我来看您了！”妹妹双泪长流，跪倒在父亲床前。父亲眼角流出一滴泪水，“咕噜”咽下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了。没有遗言，没有遗憾，他平静地走了。发妻侍奉，儿女绕膝，有亲人陪伴，他安心地走了。走时面目慈善而又安详，享年73岁。
给父亲穿戴好寿衣，架上灵床，我赶忙跑去乡亲们家报丧。老队长根彦哥哥带着四个乡亲赶来了，他自报奋勇出任丧事总理（总指挥），为的是把父亲的丧事办的体面风光。一块儿来的四个人，都是各方面能人，当助手。这一下给我救了急。我两眼一抹黑，什么规矩都不懂，不知怎么办，有了根彦哥，一块石头落了地。根彦哥详细向我介绍了丧事程序、内容、规模、费用标准等事宜，然后等我、何家长子裁定，以便筹备。我毫不犹豫，马上拍板，按当地最高标准筹办，费用我出。并立即预支充足现款，交给根彦哥支配。
总理（总指挥）及几个助手见我大大方方，心气顺干劲足，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迅速展开。吹唢呐敲锣唱歌的，喊山告庙带路的，披麻戴孝置装的，挖穴修墓的，抬寿材卖力的，采买丧事用品的，搭建灵棚的，以及炊事班、财务员、联络员等等，火速就位，立马开始运作。
30日中午唢呐声声就响起了，乡亲们络绎不绝前来吊唁。举办丧事正式开始。凡来吊唁者，帮忙的，我家一律供餐。买来的大白馒头，猪肉炖粉条白菜豆腐，肉多菜少，管够。乡亲们十分满意，全队老老少少几乎都来了。
第三天下午出殡。当入殓钉棺的那一刻我难受了，父亲躺在棺材里，永远见不到了。他苦难的一生，他追求荣华富贵的一生，他诚实正直的一生，他为了孩子们的一生，盖棺定论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八抬大棺在领头人的号子声中一步一晃地鼎力挪动，唢呐声声震耳欲聋。亲属亲戚披麻戴孝，纸牛纸马晃晃悠悠，纸旗几十面呼啦啦响，队里的乡亲几乎过来了，百十口人排成长长的一大串，蔚为壮观。大棺巨沉，抬抬停停，三里长的路，走了两个小时。
我打着幡，走在最前面。低着头，我默想，“老爸，今天您的夙愿实现了。八抬大棺几十年不见，今为您护驾。鼓乐齐鸣，百十人的队伍为您送行，阵势空前。您是最风光的了！见到老祖宗，咱光宗耀祖了！”
太阳下山前，父亲安然入葬。夕阳西下，天边飞起一抹云彩。
尾声
次日清晨，天高云淡，空气清新。乡亲们忙着耙地施肥，准备播种冬小麦了。今年收成好，期盼明年丰收年。
我们兄弟姐妹按照农村的风俗，去给父亲圆坟。你一锹我一铲，土往坟上撩，越垒越高。“爸爸，我们年年来给您上坟，修屋缮房。您安息吧！”
圆完坟回村。忽然头上飞来一朵云彩，纷纷扬扬洒下一片雨点，贴到脸上，凉丝丝的，给劳累了一周的我们姊妹送来了清爽和惬意。正在这时，迎面过来一老者，是哪的，不知道。他走过我们身边，念念有词，“雨打幡儿，儿做官；雨打幡儿，儿做官。”我一愣，姐妹们都听到了，愕然。老者头也不回，径直远去。
越明年，我升任金融高管。
父亲忌日时我们来上坟，我跪在父亲坟前，“爸爸，您安息吧！何家后人争气，咱祖宗坟上冒青烟了。
何如超 1969年6月赴西双版纳橄榄农场工作。先在二分场八队劳动，后调至农场二分场小学校、农场中学校任语文教师。1979年5月回京。1979年9月至1999年12月先后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海淀支行、前门支行任职。2001年1月至2009年9月调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北京审计部、资本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职。2009年9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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